中国名人故事演讲稿（推荐3篇）
中国名人故事演讲稿 篇1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知道雷锋，一个普通战士的光辉形象，从此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雷锋叔叔非常节俭，一双袜子补了又补，穿了又穿，可他却用自己每月仅有的6元钱津贴，为全班战友购买了许多学习书籍。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而且还经常帮助战友，共同提高。20xx年，辽宁省遭受特大水灾。他悄悄的给受灾的战友王大力家寄去了20元钱。后来，他又把100元钱，以一名解放军战士的名义捐给了灾区人民。有多少次，雷锋叔叔路过工地，就情不自禁地参加起那里的义务劳动;雷雨来临之际，他又用自己的被子去盖水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入集体，才有力量。一块木板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因为它有两个长处： 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发扬这种“钉子”精神。雷锋可以这样，作为新世纪得接班人，不正要发扬这种精神么?雷锋说过：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的确青春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雷锋，一个不朽的名字，你将永远是一盏不灭的灯，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要向你学习，要您来做我们的榜样!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谢谢大家!
中国名人故事演讲稿 篇2
梅法官据理力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 1945年7月中美英苏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犯下野蛮暴行的日本战争罪犯。为清算血债，中国政府派出了审判官梅汝璈。
远东国际法庭由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的十国法官组成，庭长由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伯法官担任。各国法官到齐后，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列。庭长当然居中，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呢?法官们各执一词，展开热烈讨论。坐在庭长之左右手，不仅可以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掌握庭审动向，更重要的是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当时的中国虽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强，徒有虚名，中国法官该说点什么呢?
“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请示本国政府。”梅法官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 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望着同事们惊讶的神色，梅法官接着说：“另外， 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备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梅法官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侧重器来，然后以体重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中国法官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已忍俊不禁。笑后，等着庭长韦伯最后拍 板。但庭长当时却没有表态。
等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竟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 加梅法官立即对这一决定坚决抗议，并随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 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 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 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只得 召集法官们表决。最终梅法官的提案得以通过，入场秩序和座次均按日本投 降书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苏排定。
中国名人故事演讲稿 篇3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无人需要的数字》。
爱尔兰作家伯明罕年轻时曾在一所乡村小学做过多年的教师。那所学校既偏僻又破旧，校舍是由废弃的农场改造而成的，学生最多时也没过百，一片没有任何体育设施的空地是孩子们课间嬉戏玩耍的乐园。加上伯明罕，学校共有三名教师，这两名教师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的艰苦和荒凉，相继离开了学校，只留下伯明罕这唯一的教师兼校长坚守在学校。 伯明罕有一颗爱孩子的心，将自己的所学所悟传授给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学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吃住都在学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除了学生，一年难得见到几个人，这些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最令他受不了的是，每年他都得几次徒步40里地到当地的教育部门送各种报表。
有些报表在他看来纯属浪费时间，毫无一点用处。比如有一个报表要求每个学校每年报送一次校舍的面积，自从伯明罕来到这个乡村学校，校舍面积从来就没有过一平方米的增减。伯明罕有一次负气地拒送这张表格，没过多久，教育部门就派人光顾了这所几乎被人遗忘的学校，警告伯明罕说，如果再不按时报送他们所要求的各种报表，他们就将关闭这所学校。从那以后，伯明罕虽然心中充满不满，但再也不敢怠慢。 前几年，伯明罕都是如实地填写那个不变的数字，表格送上去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无任何反应。这一年，伯明罕突发奇想，决定变化一下数字，他将校舍面积乘二以后得出的数字填在了报表上，报上去后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反馈。第二年，他将数字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仍然是没人理睬。此后数年，他都如法炮制，一次增加一倍，不断膨胀的数字丝毫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注意。直到有一年，伯明罕望着自己填写的数字，决定计算一下，如果自己的学校真有这么大面积校舍的话，那究竟有多大。计算出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他上报的“学校”太大了，不仅远远大于圣保罗大教堂，而且远大于爱尔兰的任何一所学校，甚至还大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 伯明罕暗自猜测，校舍面积不断扩大符合教育官员的要求，所以虽然没有任何反馈，但也没人来学校找事。
如果将校舍面积缩小，教育部门会不会派人来查访呢?伯明罕将大得惊人的校舍面积缩小了一半报了上去，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没人理睬。以后几年，伯明罕都成倍缩小数字，直到他告别学校，都没有见到教育官员的影子。 伯明罕最终明白，他所上报的大大小小的数字，其实根本没有一个人会哪怕是心不在焉地瞄上一眼，没有人需要这个数字，他们需要的只是那张报表，不，他们连报表也不需要，需要报表的是流于形式的所谓的条款、规章、规定或制度。
多年以后，伯明罕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段经历，他说：“我渐渐认识到：条款、规章、规定或制度并不可恶，可恶的是那些随意制订并机械而刻板地使用它们的官员们。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帮助是，它让我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了——什么叫形式主义，什么叫官僚?!”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